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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的“开山祖师”——梅尧臣
信息目录:梅园文萃   添加员:zMMSW   收录时间:2017/3/8   已浏览:1266   信息出自:吴莺莺 梅氏文史园

安徽宣城,汉代时名宛陵。唐宋时期,宣城的梅氏家族崛起,在公元11世纪初,出现了被称为宋诗“开山祖师”的梅尧臣。

1.突破西昆窠臼,开创北宋一代诗风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又称宛陵先生,北宋著名诗人,《宋史》卷443有传。梅尧臣于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生于宣城南郊溪上村(今属安徽宣州市),父梅让,为人清高,终身不愿出仕。叔父梅询,26岁中进士,官至翰林侍读学士。梅尧臣13岁随叔父宦游,26岁由叔父作主,娶太子宾客謝涛之女、诗人谢绛之妹为妻。

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凭叔父梅询的门荫,30岁的梅尧臣授河南县主簿(西京洛阳首县)。时西昆诗派巨子钱惟演以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很赏识梅尧臣的诗才。梅尧臣拜其为师,两人结为忘年交。仁宗明道二年(1033),钱惟演解西京留守,出为随州崇信军节度使,梅尧臣写有《饯彭城公赴随州龙门道上作》。仁宗景祐元年(1034)七月,钱惟演卒,梅尧臣写了《随州钱相公挽歌三首》,表达了对钱惟演的知遇之恩。

诗人谢降,字希深,时任西京通判,是洛阳的第二号人物,有文学才能,受到西昆派首领杨亿的激赏。由于姻亲关系,梅尧臣与谢降往来密切。明道元年(1032)谢降写《游嵩山寄梅殿丞书》,梅尧臣收到此信后,洋洋洒洒地写了一首500字长诗《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此外,梅尧臣还写有《游园晚归马上希深命赋》《中秋与希深别后月下寄》等诗。

就在梅尧臣荫补为吏,授河南主簿的天圣九年(1031),25岁的新科进士欧阳修授将仕郎、充西京留守推官。通过妻兄谢降,梅尧臣结识了这位文坛新秀。时尹洙亦在京洛。这时候的西京洛阳可谓人才荟萃,梅尧臣过了三年与诗友同僚交游酬唱的快意生活,创作了100多首诗。当然这些早期诗作,因受西昆派诗人的影响,故留有西昆体的痕迹。

西昆诗派,是宋初诗坛的主流诗派,出现在宋真宗景德、大中祥符年间(1004-1016),因翰林学士杨亿编辑《西昆酬唱集》而得名,其代表作家,除杨亿外,还在刘筠、钱惟演。宋初馆阁文臣的唱和之风。到真宗朝臻于极盛,《西昆酬唱集》就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西昆诗派的作品,大多为馆阁生涯的吟咏,其艺术特征为手法细密,文字华美,讲究用典对仗,注重音调音节。这些颂圣明,饰太平的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结束五代分裂局面后的堂皇升平景象,但这种只有形式技巧,思想内容空乏的诗歌,受到了有识之士的反对。特别是到了仁宗朝,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促使革新的呼声高涨。当范仲淹的政治改革还在酝酿时,一场诗文革新运动,已在京洛中欧阳修、梅尧臣、尹洙等人倡导起来。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在西昆诗派的窠臼中开始发孕育起来的。因为“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新的起点是在洛阳,而且恰恰就是在西昆派钱惟演的手下成长起来的。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情况。”[1]欧阳修在钱惟演的幕府任留守推官,由此结识了一批洛阳才子,他团结梅尧臣、尹洙等人,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四库全书总目》(卷153《宛陵集》)提要中说:“佐修以变文体者,尹洙;佐修以变诗体者,则尧臣也。”梅尧臣在河南主簿任上,与西昆派诗人交往密切,后来续弦的夫人刁氏又是西昆派诗人刁衍的孙女,其早期诗作有西昆体痕迹,亦是自然。但基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受欧阳修、尹洙等人的影响,梅尧臣从西昆派这一馆阁体诗派的狭小天地中走了出来,他摆脱了西昆派诗“历览遗编、研味前作” [2] ,刻意摹仿,注重辞采的不良影响,提出了“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 [3]85的诗歌主张。

钱基博先生论梅尧臣诗说:“宋初诗人,台阁之昆体,专宗李商隐,其气靡。山林之处士,不出姚合,其势仄。自苏舜钦始窥李杜,而宋诗之势始雄,气始舒。至梅尧臣专攻韩孟,而宋诗之体始峻,笔始遒”[4]515;“《宛陵先生集》六十卷,而《诗集》占五十九卷。五言瘦硬而腴,其原自出孟郊;而悍怒以诡,则上攀韩愈。”[4]513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中唐古文运动的继续,梅尧臣自觉承接韩愈,扭转了宋初浮靡空乏诗风,故南宋刘克庄尊梅尧臣为宋诗“开山祖师”[3]序2。《四部丛刊·宛陵先生集》附录中清人龚啸评梅诗为“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 ”。叶燮也说:“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5]由此,我们可以说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统帅,而梅尧臣则是开创北宋一代诗风的主将。

2.谈兵究弊,关注西北边庭战事

梅尧臣凭叔父门荫踏上仕途,一连做了三任主簿。此后20年间,他一直困于州县,先后当过德兴县令知建德、襄城县事,湖州监税,镇安判官,太常博士,监永济仓。直到皇祐三年(1051),50岁的梅尧臣始被仁宗赐同进士出身,授国子监直讲、迁尚书都官员外郎。

梅尧臣官不过五品,大半辈子游宦于下层府衙,但他位卑未敢忘忧国。自仁宗景祐年后,梅尧臣诗风为之一变,他不再留意于山光物态,而是关注国计民生,抨击社会积弊。庆历五年(1045)梅尧臣在《答裴送序意》中说:“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朱东润先生评道:“尧臣这首诗正面提出他的主张,‘因事激风’正同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所说的‘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3]77宋代士大夫的主人公意识十分强烈,梅尧臣的“因事激风”和欧阳修的“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6]14一样,表现了诗人以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事的责任心。

北宋时民族矛盾尖锐,从宋仁宗天圣到庆历年间(1023-1048),宋王朝与西夏之间的战争接连不断。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历史背景下,梅尧臣写有不少“谈兵究弊”的诗作,表现出他对国事的关切与忧虑。康定元年(1040),友人伊洙应泾原路副都部署葛怀敏之请,签书秦凤经略安抚司判官。梅尧臣写《闻尹师鲁赴泾州幕》:“胡骑犯边来,汉兵皆死战。昨闻卫将军,贤俊多所荐。”[3]41好友尹洙从军去了,梅尧臣在欣慕之余,也跃跃欲试地向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表露其奔赴前线、报效国家的志愿,却未被理会。失望之余的梅尧臣联想起宝元二年(1039)自己将所注《孙子》十三篇,献给仁宗,也未被理会,诗人愤怒地写了《依韵和李君读余注<孙子>》和《醉中留别永叔、子履》。“谈兵究弊又何益,万口不谓儒者知。”[3]53爱国忧政之意,报效无门之愤,跃然纸上。庆历元年(1041)写的《桓妒妻》一诗,借《世说新语》中桓温妒妻的故事,梅尧臣委婉地表达了自己请缨无路的失意之情。

尽管请缨无路、报国无门,梅尧臣仍密切关注西北边庭战事,不断地通过诗篇“谈兵究弊”。《寄永兴招讨夏太尉》是写给时任抗击西夏的统帅,陕西经略安抚使、缘边招讨使夏竦,诗中为夏太尉谋划抗乱戍边之策道:“所宜畜锐保城壁,转馈先在通行商。守而勿追彼自困,境上未免小夺攘。譬如蚊虻噆肤体,实与肌血无大伤。此言虽小可喻远,幸公采用不我忘。”[3]49遗憾的是,软弱无能的宋王朝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失利时居多。庆历元年(1041),梅尧臣与下《故原战》《故原有战卒死而复苏来说当时事》两诗,记录了康定二年(1041)环庆副都部署任福,与西夏战于好水川,兵败被杀之事,表达了诗人“掩抑泣山阿”的悲痛心情。皇祐四年(1052)蔡襄给梅尧臣看一些古代弩箭的机栝,梅尧臣在《蔡君谟示古大弩牙》中写道:“愿侯拟之起新法,勿使边兵死如麻。”[3]160为宋王朝屡战屡败,将士大量伤亡而感慨万端。

直至临终前一年的嘉祐四年(1059),梅尧臣依然十分关注边庭战事,在《送周介之学士通判定州》中,还念念不忘“谈兵究弊”,谆谆告诫周介之说:“我有遇者虑,赠君临路岐。”“兵家尤戒贪,持重养以威。”[3]257诗人的爱国忧政之心,可谓者而弥坚。

3.诗出肝胆,支持北宋革新派的政治斗争

北宋社会有三大痼疾,民族矛盾尖锐,阶级斗争激烈,党派纷争不断。在梅尧臣踏上仕途的20余年间,仁宗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过三次比较重大的政治纷争。梅尧臣官职卑微,无缘侧身其间,但他把自己的爱憎诉诸于诗笔,旗帜鲜明地支持朝廷中革新派的政治斗争,表现出诗人刚正不阿,敢怒敢言的高尚品格。

第一次是景祐三年(1036),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因用人问题与宰相吕夷简发生争执。吕夷简诬奏范仲淹“离间君臣、引用朋党”,致使范仲淹被贬饶州。支持范仲淹的欧阳修、尹洙也因此而被贬出朝。时梅尧臣在偏僻小县建德任上,闻讯后,不顾吕夷简与叔父梅询的至交关系,不胜愤慨地一口气写下了《寄饶州范待制》《闻欧阳永叔谪夷陵》《闻尹师鲁谪富水》《彼鴷吟》《猛虎行》等诗。

第二次是庆历四年(1044),时吕夷简已去世,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批革新派上台执政,欧阳修被推荐为谏官。宰相杜衍也支持革新派。杜衍的女婿苏舜钦,被范仲淹荐授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处于下风的守旧派当然心有不甘,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人,借苏舜钦出卖进奏院档案废纸进祭神宴客之事,进行弹劾。结果,苏舜钦以“监守自盗”罪削职为民,退居苏州。参与宴钦的十余人,或被贬出京,或降职处分。杜衍自请下台,范仲淹、富弼等也纷纷离京。时梅尧臣因湖州监税任满,正在汴京赋闲,听候任用。因官职卑微,没有讲话的权利,但梅尧臣有自己的立场,在《送苏子美》《杂兴》《送逐客王胜之不及遂至屠儿原》《送周仲章太傅之巨野》《邺中行》等诗中,以凛然正气,对守旧势力罗织罪名,借机迫害革新人士的进奏院之狱,表示了强烈之愤。

第三次是皇祐三年(1051),殿中侍御史唐介弹劾宰相文彦博的操守问题,激怒仁宗。唐介被贬为带春州别驾。时梅尧臣在京任太常博士、监永济仓,卑微的官职使他无缘参与其间,但梅尧臣对文彥博这位北宋名臣是有看法的。早在庆历八年(1048),梅尧臣的《宣麻》一诗,对文彥博结交宫闱,因镇压王则兵变而功拜宰相之事极其不满。三年后,唐介因弹劾文彥博的人品操守而被贬,梅尧臣深表同情,写长诗《书窜》,叙述纷争原委。虽然诗中大部分内容是唐介奏折的改写,诗味不浓,但他敢于将矛头直指宰相文彥博和仁宗皇帝,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种斗争精神都是难能可贵的。

梅尧臣在仁宋朝的三次统治集团的政治纷争中,都站在革新派人士一边,反对腐败保守的官僚,这与他倡导诗文革新的立场态度是相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梅尧臣虽在政治纷争中站在范仲淹、尹洙一边,但他同时也一些诗作中指出范、尹两人的不足之处,如庆历五年(1045)写的《喻乌》说到庆历新政,人们往往将革新的失败,全然归咎于朝廷中守旧贵族官僚的反对,梅尧臣的《喻乌》,客观公正地指出了革新派人士自身也存在着缺憾。

同是庆历五年(1045),梅尧臣写五律《董著作尝为参谋归话西事》,批评尹洙意气用事,处理边庭军务过于操切。据《宋史·尹洙传》载尹洙以右司谏知渭州,兼泾原路经略公事时因刘沪、董士廉不听其指挥筑水洛城,于是派狄青将刘、董收捕入狱。此事在军中造成极坏影响。梅尧臣诗中写道:“大将罪专辄,举军皆感伤。”[3]70梅尧臣和尹洙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好友,但他不因此而偏袒。可见,梅尧臣对北宋朝政、军国大事的议论,一切都从大局出发,其人格、情操令人肃然起敬。

4.穷而后工,展现劳动人民的生活情状

战争、徭役、赋税和天灾,把广大劳动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官小家贫的生活境遇,使梅尧臣得以近距离地接触苦难中的老百姓,真切感受老百姓的悲与恨,从而写出了一首首揭露阶级矛盾、展现百姓苦难的优秀诗篇。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论述道:“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6]295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是对梅尧臣郁郁不得志的坎坷人生的慰籍,更是对梅尧臣诗歌创作的高度评价。“穷而后工”,道出了生活与创作之间的辩证哲理。由于其见解深刻,所以与韩愈的不平则鸣,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

梅尧臣在政治是失意的,在经济上是穷困的,这使他能直面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不粉饰、不浮夸。早在河南县主簿任上,还未摆脱西昆派影响的梅尧臣,写了《田家四首》,展现了农民四时的辛苦劳动和年终“鹑衣着更穿”[3]2的贫困情景。景祐年后,梅尧臣现实主义诗风已形成。他于景祐三年(1036)在建德任上写的《田家》,语言简淡,含义深刻。“南山尝种豆、碎荚落风雨。空收一束萁,无物充煎釜”[3]23短短四句,巧妙地借用两个典故,汉代杨恽《报孙会宗书》中的“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三国时曹植《七步诗》中的“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钱钟书先生评道:“杨恽是讽刺朝廷混乱,曹植是比喻兄弟残杀,梅尧臣把他们的话合在一起来写农民的贫困,仿佛移花接木似的,产生了一个新的形象。意思说:农民虽然还有豆萁可烧,却没有豆子可煮,锅里空空的,连‘煮豆燃豆萁’都不可能了。”[7]同年梅尧臣还写了《陶者》这首家喻户晓的小诗,揭示了劳者不获、获者不劳、苦乐不均、贫富对立的不合理现象。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梅尧臣任襄城县事,西夏进犯,宋王朝发动人民自卫,成立“乡兵”。各级官吏,为了媚上,层层加码,以至男丁从孩子到老人都被登记到乡兵的名册上强迫训练,从而导致田亩荒废,大量兵丁死亡。梅尧臣写了《田家语》《汝坟贫女》两诗,反映民不聊生的痛苦情状。身为父母官的梅尧臣,不仅象韦应物那样感叹“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而且还表示准备学陶渊明弃官归田,不做压迫人民的工具。朱东润先生对这两首诗评价很高:“尧臣的现实主义成就,以《田家语》《汝坟贫女》两首衡量,和杜甫的《三吏》《三别》,是应当放在同一高度的。”[3]46

梅尧臣在月底庆历年间写的《岸贫》《村豪》《小村》等诗,也都展现了农村残破荒芜景象,反映了贫富阶级对立,揭示了天灾与“政恶”的关系。时至晚年,梅尧臣依然关心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情状。至和二年(1055)写的《时鱼》“四月时鱼逴浪花,渔舟出没浪为家。甘肥不入罟师口,一把铜钱趁桨牙。”[3]198感慨中寓讽刺揭露,比起《陶者》,语言更为含蓄深远。嘉祐二年(1057)梅尧臣写的《和孙端叟蚕具(农具)十五首》,充分反映出诗人关心民瘼,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深厚感情。

5.交游酬唱。促进北宋诗坛的繁荣昌盛

梅尧臣现存诗2800余首,其中多数为交游酬唱之作。仅据朱东润的《梅尧臣诗选》,所选400余首诗中,有一半为寄赠酬唱之作,相与酬唱者100余人,其中不乏北宋政坛名公和诗坛大家,如钱惟演、晏殊、杜衍、范仲淹、富弼、张先、谢绛、欧阳修、尹洙、苏舜钦、苏洵、蔡襄、王安石等。

在梅尧臣众多的酬唱者中,欧阳修无疑是其一生最知己的朋友。自仁宗天圣九年(1031)梅尧臣与欧阳修在洛阳相识,诗友之情历三十年不衰,这从两人数百篇相互酬赠寄送的诗文、书简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出来。景祐元年(1034),梅尧臣应进士举不第,写《聚蚊》诗表现自己的失意。然而诗末“薨薨勿久恃,会有东方白”,[3]14又表现出对前途抱有信心。欧阳修的《和圣俞聚蚊》,接过梅诗的话头,勉励道:“江南何所有?水木正秋明。自古佳丽国,能助诗人情。喧嚣不可久,片席何时征?”[6]355同年,欧阳修又写《赠梅圣俞》(时闻败举)加以劝慰。

庆历元年(1041),梅尧臣出任湖州监税,欧修为之饯行,并作《圣俞会饮》“遗编最爱孙武说,往往曹杜遭夷芟。关西幕府不能辟,陇山败将死可惭。”[6]7欧阳修不愧是梅尧臣的知己,诗句道出梅尧臣请求为国效命却不被理会的愤懑。

欧阳修一直为梅尧臣的怀才不遇而耿耿于怀,他虽在庆历六年(1046)提出“诗穷而后工”来慰籍45岁的梅尧臣,但他仍为梅尧臣的前程而积极奔走。梅尧臣于55岁从监管仓库的小官,升迁为国子监直讲,继而汲引到唐书局参与修书,多亏了欧阳修的极力推荐。不仅如此,欧阳修为了提高梅尧臣在诗坛的知名度,他大力揄扬。宋诗中的苏梅并称,是欧阳修首先提出来的。“缅怀京师友,文酒邀高会。其间苏与梅,二子可畏爱。篇章富纵横,声价相磨盖。”[6]11梅尧臣与苏舜钦是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在诗坛的主将,经过欧阳修的揄扬,一时齐名。痛惜的是进奏院事件后,苏舜钦于庆历八年(1048)英年早逝。诗坛只存梅尧臣这位老友。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的《夜闻风声有感奉呈原父、圣俞》和梅尧臣的《次韵和永叔夜闻风声有感》,借秋气对草木的摧残,感叹逝者如斯,平生至交的风流云散。一年后的嘉祐五年(1060)初夏,梅尧臣因病去世。欧阳修怅然若失,其《祭梅圣俞文》中写道:“念昔河南,同时一辈。零落之余,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6]339由梅尧臣去世,念及早逝的苏舜钦,欧阳修写了《书三绝句诗后》:“前一篇,梅圣俞咏泥滑。次一篇,苏子美咏黄莺。后一篇,余咏画眉鸟。三人者之作也,出于偶然。初未始相知,乃其至也,意辄同归,岂非其精神会通,遂暗合耶,自二子死,余殆绝笔于斯矣。”[6]535欧阳修嘉祐年末写的《感二子》和治平二年(1065)写的《马上默诵圣俞诗有感》,也都抒发了暮年失云诗友的痛惜怅惘之情。

在同辈诗友中,梅尧臣除与欧阳修是至交外,与范仲淹、晏殊也有密切交往。景祐五年(1038)梅尧臣在范仲淹的宴席上赋《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欧阳修十分赞赏:“破题两句,已道尽河豚好处。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此诗作于樽俎过完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8]诗人刘敝还因此要把梅尧臣呼为“梅河豚”。

梅尧臣的《以近诗贽尚书晏相公》《依韵和晏相公》《郡阁阅书投壶和呈相国晏公》《和欲雪二首》等,都是与晏殊的酬唱之作。晏殊虽以词名世,但作为西昆派后期诗人,晏殊曾写有一万余首诗,惜大多散佚。晏殊喜韦应物的淡远诗风,其《无题》诗中“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虽仍是西昆体的吟风月之作,但较清新闲雅。梅尧臣曾以韦应物诗为启蒙,他于庆历六年在颍州与晏殊相遇后,谈诗论文,成为契友。其《依韵和晏相公》中提出“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3]96也许受到晏殊的影响。当然梅尧臣将平淡看作诗歌创作的极致,与他年轻时以林逋为偶像有关。梅尧臣在《林和靖先生诗集序》中曾赞美林逋的诗“平淡”而“邃美”。应注意的是梅尧臣在诗歌创作中所追求的平淡与宋初反映清静无为的山林精神的平淡并不一样。梅诗的平淡寓有峭奇怪变和老健,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评道:“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馀,益老以劲。”[6]235广泛的交游、频繁的酬唱,不仅促进了北宋诗坛的繁荣昌盛,而且成就了梅尧臣这位北宋的杰出诗人。陆游《梅圣俞别集序》说:“先生当吾宋太平最盛时官京洛,同时多伟人巨公,而欧阳公之文,蔡君谟之书,与先生之诗,三者鼎立,各自名家。”[9]

作为北宋诗坛名家的梅尧臣,兼工今体和古体,诗作题材内容丰富。写景方面的代表作有五律《鲁山山行》、七律《东溪》、五古《梅雨》等,抒情方面的代表作有五律《悼亡三首》、五古《梦登河汉》,咏物方面的有五律《腊日雪》、《挑灯杖》、《惊凫》,咏史方面的有五古《读汉书梅子真传》、五律《金陵怀古三首》等。此外,梅尧臣还写有《禽言四首》。梅尧臣的诗深微淡远,被人称许,方回的《瀛奎律髓》就特别推崇梅尧臣的五律。平心而论,梅尧臣作为北宋诗风的开创者,也还存在着粗糙和不成熟处,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对梅诗就作了中肯的批评。欧阳修、梅尧臣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最终在王安石、苏轼手中取得圆满成功。

仿佛早有预见似地,晚年的梅尧臣最乐于提携象王安石、苏轼这样的后起之秀。嘉祐年间,梅尧臣写了《依韵和王平甫见寄》《送王介甫知毗陵》《得王介甫常州书》等诗,对王安石、王安国兄弟俩的才干大加称许,满怀期望地勉励他们在地方行政任上干出一番成就。嘉祐二年(1057)正月的进士考,欧阳修为主考官,梅尧臣为小试官(参详官)。梅尧臣阅卷时,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极为赞赏,立刻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苏轼中进士后,写了《上梅直讲书》,表达知遇之恩、感激之情。梅尧臣以忠厚长者的宽广胸怀和远见卓识,提携奖掖王安石、苏轼这些后起之秀,从而保证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最终取得圆满成功。

 

参考文献:

[1]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9.

[2]陶秋英.宋金元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0.

[3]朱东润.梅尧臣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4]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5] (清)叶燮.原诗[M].霍松林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67.

[6](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北京:中国书店,1992.

[7]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6.

[8](清)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7:265.

[9](宋)陆游.陆放翁全集[M].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北京:中国书店,1992:84.

 

作者简介:

吴莺莺(1952- ),女,上海人,合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皖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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